综合素质入高考要先立好规矩

截止到今年9月份，全国已有27个省份公布高考改革方案，大多数方案都有针对录取制度的相关改革措施，此外，多省份明确将学生综合素质列为录取的重要参考因素。

将学生综合素质列为高考录取重要参考因素的措施，无疑是顺应了打破唯分思维、注重素质教育的民众诉求，契合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规律。从高考所具有的“指挥棒”功能考量，此举的改革意义将远超高考本身，势必会对今后的教育发展、课程改革及评价机制等产生深层次的影响。

不过，人们在评价综合素质入高考所带来的正面意义的同时，也对其如何体现科学性、操作性和公正性表示出极大关注。毕竟，综合素质评估不同于文化知识考试那样直观，其评价内容、评价方式和评价结果都难脱较多的人为因素。前不久，由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发起的一项针对2000人的问卷调查就显示，65.2%的受访者认为将综合素质纳入高校招生录取参考改革举措的最大难点在于统一评价口径和标准。

事实上，尽管各地可以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列出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等5方面的内容，但每一项的背后又该需要以怎样的行为表现来支撑和佐证，却不无难以标准量化和等级把控的操作性缺失。这就需要对考评内容给出相对清晰、具体、易确定和易考量的表格化设计。尤其是对内容相对空泛和虚拟的思想品德，更需列举出无可争辩和让人信服的事实与证据。比如，尝试列出明令禁止的不守信用和违规违纪等的负面行为清单，以免遁入“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走过场。

公平公正既是维护高考制度严肃性的原则底线，自当成为综合素质评价必须恪守的行为红线。这就要求通过制度化的设计、运行、监督与问责，确保评价机制的科学性、评价程序的周延性、评价过程的透明性以及评价结果的真实性。比如，加强对学生日常行为的常态化监管，真实记录学生在有关活动中的实际表现，以准确反映其全面发展情况与个性特长，力避沦为突击式形式化评价；鉴于由社会贫富悬殊、城乡二元差异和校际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等因素造成的现实落差，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必须顾及到农村牧区、贫困家庭及教育资源相对薄弱学校的学生状况，力求对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素质考察的实事求是和客观公正，防止简单的“一刀切”。同时，还需以公开透明和严肃问责的手段，规避考评的主观臆断、人情干扰和暗箱操作，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综合素质成重要考量的新高考时代。